旅顺现存“唐鸿胪井遗迹”碑。鸿胪井刻石公元713年，唐玄宗派鸿胪卿崔忻北上渤海，进行册封。第二年，崔忻完成使命返回长安时，途经都里镇，命人在黄金山西北麓井旁立了一块巨大的石碑，刻下29字的碑文：“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记录了此次册封的经历。鸿胪井刻石见证了唐朝与渤海地区民族政权的隶属关系，纠正了某些国外学者的错误说法。
鸿胪井碑与亭，现存日本皇宫。
鸿胪井刻石拓片。
唐代渤海国三彩熏炉。（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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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限
提要
唐鸿胪井刻石记载了唐玄宗派遣官员册封渤海地方政权的史实，是唐朝与渤海国亲密关系的信物，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证明旅顺口在唐朝时就是中原与东亚的海上交通要道。
唐玄宗派人册封大祚荣
站在大连市旅顺口区黄金山下鸿胪井遗迹前，夕阳带着一抹残红将眼前的残碑、断垣、山影、风樯隐入海天一色之中。鸿胪井遗迹原有石碑一块。石碑是一块重逾9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巨石，简称鸿胪井刻石，记录了唐王朝一次重大的册封事件。
公元713年，唐睿宗先天二年，也就是唐玄宗开元元年。这一年，唐玄宗派遣负责接待封赞事务的鸿胪卿崔忻北上渤海，进行册封。
第二年，崔忻完成使命后按原路返回长安时，途经都里镇（今旅顺口）。按唐朝的惯例，朝廷命官持节册封，均要留实物证验，或立碑纪事或建阁叙要。崔忻为了纪念此次册封盛事，命人在黄金山南麓和西北麓各凿井一口留念，并在西北麓井旁立了一块巨大的石碑，刻下29字的碑文：“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碑文上的书法遒劲刚健，记录了此次册封的经历。
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在史料中有记载。《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载：“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这段文献记载与黄金山下的鸿胪井刻石相互印证，证实了唐朝政府派遣官员册封渤海地方政权的史实。
对东北地区交通史有深入研究的著名历史学者王绵厚对记者说：“如果想搞清楚鸿胪井刻石的来龙去脉，必须先了解中国古代的渤海国。”
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古渤海国存在于唐至五代期间，疆域范围主要在今天的东北一带，主体民族为靺鞨族。靺鞨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先秦称肃慎，汉魏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靺鞨。
公元698年，靺鞨族首领大祚荣在上京（今吉林省敦化西南）筑都城，建立政权——震国。公元705年，唐中宗派御史张行岌前去招抚，大祚荣当即表示愿意归附唐朝政权。
唐开元元年，唐玄宗遣郎将、鸿胪卿崔忻出使震国，册封大祚荣为都督，加封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从此，震国成为唐朝一个州郡，开启了唐朝与靺鞨族政权的友好关系。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说：“在唐朝历史上，每次成功处理民族关系时都会立碑，如‘唐蕃会盟碑’‘唐平百济碑’等，像这样的刻石铭记的都是重大事件。鸿胪井刻石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是唐朝与周边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凭证、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块唐代刻石，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这条海路是沟通东亚的重要通道
公元762年，唐朝中央政府诏令渤海为国，唐代宗册封当时的忽汗州都督为渤海国王。渤海国与唐朝正式建立了藩属关系，成为唐朝版图内的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国全盛时期，“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仿行唐朝的府州县制度，并创立“五京”，设有5京、15府、62州、130余县。
王绵厚指出，鸿胪井刻石不仅是唐王朝与渤海国隶属关系的信物，也证明大连旅顺口在唐朝时是中原王朝沟通辽东、东亚的重要通道。
史料记载，当时崔忻率一行人出使渤海的路线为：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陆路到山东半岛的登州（今烟台）乘船渡过渤海，至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再乘船沿海东行至青泥浦（今大连青泥洼桥一带）、石人岛（今庒河石城岛），然后入鸭绿江口再溯江而上转陆路而行至渤海都城。王绵厚说：“崔忻一行走的是海路，往返都要经过都里镇。”
《新唐书·渤海传》：“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用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今丹东蒲石河口)，得渤海之境。”
唐中宗时，唐朝在东北营州（今朝阳一带）一线的交通被契丹占领，自辽东经营州通幽州（今北京）的陆路通道被阻隔，所以唐朝与渤海国的往来便改道海路，登州和都里镇便成为唐朝沟通辽东的重要通道，也成为了当时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
唐朝和渤海政权的交往主要是以朝贡贸易的形式进行的，所以渤海与唐朝的海上交通路线也被称为“朝贡道”，即以渤海西京鸭渌府为枢纽，出鸭绿江口，至登州，直抵长安。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条海上通道，渤海国不仅直接与唐朝贸易，还扮演着唐朝与东北亚各国交流的中介角色。”王绵厚说，
唐朝时，中原文化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国，渤海国的经济逐渐发展和强大起来，被称为“海东盛国”，带动唐朝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交往。渤海国曾协助日本遣唐使入唐和归国、援助日本留学僧和留学生入唐和归国、转达旅唐日本人的书信和物品、传递唐朝的情报等。此外渤海国还向日本输入唐朝文物，如将唐朝的《长庆宣明历》和梵文《尊圣咒》传到日本。唐王朝与东北亚各国的朝贡贸易也保持了密切的往来，其中新罗使者遣唐179次，唐使赴新罗35次，日本也派遣了近20批遣唐使前往大唐。
进一步促进民族大融合
“鸿胪井刻石是中原王朝和东北民族政权交往及渤海国归属大唐版图的历史见证，是研究唐史、东北地方史、渤海国历史以及后来的满族史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旅顺博物馆馆长王振芬对鸿胪井刻石的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在大祚荣之后，渤海国的历史绵延了200多年，与大唐之间也和睦相依了200多年。史料记载，渤海政权为了行使藩属国的责任和义务，先后向大唐派遣唐使163次，每次都会得到唐朝大量“回赐”。除了朝贡之外，唐朝的都里镇、登州是渤海国向唐朝出售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这里常年停泊着渤海国的“交关船”。唐朝还在登州设置“渤海馆”，专管同渤海地区的商务事宜。
唐朝中央政府也常派官员赴渤海国宣哈朝令、册封国王、主持嗣位、检查政务。渤海政权深受唐朝影响，采用唐朝的政治军事制度管理国家；经济上则积极引进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社会经济显著发展，同内地贸易岁岁不绝，渤海国还广泛吸收唐文化，派遣大量留学生入唐学习中原汉文化，派遣官员到唐朝抄写《唐礼》《三国志》《晋书》《十六国春秋》等政治历史书籍，不少王室贵族子弟参加唐朝科举考试。这些留学人员归国后，受到渤海国统治者重用，大多出任政府要职。此外，渤海国还派僧人入唐学习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这样，中原的佛教、儒家思想、典章制度，源源不断传入渤海国，使渤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同中原地区融为一体。
关于唐朝与渤海国的密切关系，晚唐诗人温庭筠曾写下《送渤海王子归本国》一诗：“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区。九门风月好，回首即天涯。”说明崔忻之行不仅加强了中央同地方的行政关系，而且还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吉林大学东北历史与疆域研究中心主任魏存成告诉记者，有关渤海政权的碑志石刻，迄今发现4块，即“鸿胪井刻石”“张建章墓志”“贞惠公主墓志”和“贞孝公主墓志”。它们是研究渤海国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其中，时间最早的就是鸿胪井刻石，有力地纠正了某些国外学者曲解渤海国与唐王朝之间关系的错误说法。“有些国外学者称渤海国与唐王朝是完全对等的独立国家，否认渤海国隶属和臣服于唐朝历史史实，认为唐朝从未册封过渤海国，而渤海国也从未接受过册封，从未履行过藩封的各项义务。因为鸿胪井刻石的存在，这些观点不攻自破。”魏存成说。
提要：鸿胪井刻石被日军抢走至今未归
本报记者吴限
1895年，清朝北洋水师在修建旅顺船坞时，发现了鸿胪井刻石。海防兵备道刘含芳建石亭加以覆盖，并且在原石刻文字左侧镌小字五行以记之。
1905年，日军攻占旅顺口。时任旅顺海军镇守府司令长官的日本海军中将富岗定恭在1908年将其劫运到日本，藏于宫内省怀天府，至今没有归还给中国。为了掩盖强盗行径，日本于1911年12月在鸿胪井原址附近又建了一个“鸿胪井遗迹碑”。有意思的是，在他撰写的碑文里，只说到了井，故意不说碑。
据资料显示，鸿胪井刻石是日本从中国掠夺的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也是目前发现的，流失海外文物中最大最重的一件。
由于中国国宝被锁至日本皇宫多年，中国学者和百姓无缘见其真面目，只能从碑拓和一些间接资料中了解相关情况。1967年5月20日，日本学者渡边谅有幸进入皇宫对刻石进行了仔细考察，渡边谅在《鸿胪井考》一文中证实，刻石如今保存在东京皇宫的皇家庭院内，碑上有碑亭保护。碑亭被掠至日本的过程中，四根立柱已遭损坏，中间均有明显断痕。渡边谅在文中说，“原碑石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已在东京”，这件唐代文物流落异域已有100多年了，这也与历史典籍记录相吻合。
为了追讨鸿胪井刻石，国内学者对该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掌握了准确的历史资料。民间组织专业队伍，致函日本，要求归还鸿胪井刻石。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吴限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