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见习记者 黄佳琦
公开领导干部电话“是一场作风建设，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改进工作作风，为群众办实事。”2月21日，安徽亳州政研室主任江涛告诉极目新闻记者，“公开电话并不是一个噱头，而是会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否则就是失信于群众。”
今年2月，广西南宁、安徽亳州两地为解决群众难题、优化营商环境，先后公布多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记者梳理发现，官员公布电话号码并不罕见。此前，安徽东至、四川眉山、湖南长沙、河北承德等多地也公布过官员电话。
安徽亳州公开官员电话
官员公布电话是否能解决问题？能不能保持长效？多年前公布的电话有没有变成“冷线”？极目新闻记者连日来对多地公布的官员电话进行了回访。
官员：如果仅是噱头，那么不如不搞
最先引起官员公开电话潮流的是四川眉山。1998年3月9日和1999年2月5日，眉山市青神县先后两次通过当地媒体，向社会公布了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在内全县170多名县、局、乡镇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在当地乃至全国引起极大反响。
此后的十几年里，陆陆续续又有多地官员公开电话。
时隔多年，热线是否变“冷线”，官员们对外公开的电话还能打通吗？极目新闻记者选取了河北某县、南京某区两地，对公开手机号码的官员进行了回访。
2017年，河北某县公开6位主要领导的私人手机号，称“欢迎大家反映情况、多提建议”。2月18日上午，记者拨打了这6位官员的电话，有4位官员手机号已经无法接通，多次拨打只收到“电话正在通话中”回复；有1位官员电话虽能拨通，但一直无人接听；另有一个手机号的机主似乎已经换人，接通后对方称记者“打错了”。
2013年，南京某区公布60位各级领导的手机号码，“倾听民意，倾力办事”，承诺办事无拖延。2月21日下午，在南京某区公开的官员电话中，记者随机拨打10个号码，有3人接通了电话，6人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另有1人电话已暂停服务。一位已经退休的干部接通电话，她告诉记者，电话公布早期能接到很多民众的电话，大多是维权和反映情况的，但后来逐渐就变少了；还有一位领导接通电话，得知记者是通过网上公开方式获取号码后，称自己在开车，随即挂断；另有一位领导接听电话后称，这些号码“已经失效，没用了”。
此前，也有不少媒体回访发现，大部分官员的电话已热线变“冷线”，给这个一直被效仿的举措增添许多争议。
面对公开电话行为能否持久的质疑，亳州市政研室主任江涛称，“关键在于能不能持之以恒抓落实。如果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噱头，只是一天、两天，或者一个月、两个月，那还不如不搞。”他表示，目前亳州市每周都会抓落实，统计记录各领导接到了哪些群众电话，分别反映了什么问题、有什么需求，各领导解决的情况如何。
“更重要的是跟踪调度。接完电话了解情况后，后续也需要有很多措施跟进。如果群众反映之后不闻不问，不受理、不办理，那公开电话也没有意义。”江涛说，“如果有人事调动、岗位调整，我们也会及时更新和公布电话。如果打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也会告知群众其他负责人的电话。”
各地政府官员缘何公开电话？
为什么不少地方政府要公开官员电话呢，这一行为背后是出于什么考量？
极目新闻记者发现，早期，官员公开电话更多是为了倾听民意、与民沟通，以及打造阳光政府。
2009年，云南昆明公开全市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电话号码，为了“密切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打造阳光政府”；同年，河北承德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党政班子领导，公开自己的办公电话、个人手机号码以及工作分工，为的是“方便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切实把行政权力置于阳光之下”。
近年来，除了联系群众、解决难题，官员公开联系方式的出发点更在于优化营商环境。
今年2月，安徽省亳州市向社会公开81名干部的手机号码，表示要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亳州市委书记杜延安此前接受媒体采访称，公开干部手机是为了“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此外也为了优化营商环境，“企业有什么诉求，也能第一时间找部门反映”。
南宁市也是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据《南宁日报》报道，南宁市公布领导电话是为了优化营商环境，为当地开通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直通车”。
不过，群众和企业家在当下反映利益诉求的渠道多元，有市长热线、市长信箱、领导留言板等多种形式，各地为何对“公开干部电话”如此青睐？
江涛称，“我们提供了多种途径、多种方式，群众可以通过市长热线留言，也可以上网留言，也可以拨打干部电话。”而之所以还要公开领导电话，“是因为更直接、更便捷。”
专家：官员公布电话不能仅仅成为新闻
即使伴随着争议，官员公布电话仍然成为多地效仿的举措，并被看作是政府寻求改革的良好意图。
“频频出现官员公布个人电话行为，这种现象有其存在合理性，它一般出现于特定的背景和时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闫帅接受极目新闻采访时表示，“面对特定的现象和任务，由于科层制的程式主义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问题的解决和任务的推进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主要领导干部希望通过公开手机号的方式，破解科层制的传统难题，以领导关注来推动问题的解决。”
在闫帅看来，官员通过公开电话来推动问题的解决，应该说是一种解决特定问题的特定办法，但并非是一种可持久的办法。从可持续角度上讲，大多数老百姓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还是市长热线和城市留言板。不过，传统的利益表达渠道也有其局限性，具有科层制的程序主义和解决问题的滞后性等，所以，公布官员电话还是应对非常规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传统利益表达渠道的一种有效补充。
但从记者回访结果来看，公布官员电话后在实践上难以达到干部和群众沟通渠道畅通的预期，有些地方甚至不了了之。
“公开官员电话只是形式和手段，更重要的是民众的问题最终是否得到解决。公布电话不能仅仅成为新闻。”闫帅说。
此外，闫帅还认为，“一项举措落实到实践中是否有效，也要看是否可持续、能否制度化、能否普遍适用。单个问题的解决还能依靠私人电话，数十个、数百个问题的解决，显然还需要凭借其他的长效解决方法。”
